于丹的书火了 批于丹的书来了
局势随着《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的热卖而益发升温，网络上的争论似乎也要开始在出版市场来一场硬仗。由徐晋如、杨昊鸥主编的“十博士”《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近日正式出版。而国学爱好者――37岁的深圳人马千里的《当<论语>遭遇于丹》，数位国学专业学者甚至包括自称是于丹学生批判于丹的套书《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也都即将推出。
同样是《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对于易中天、王立群等人，舆论的声音是褒奖多于批判的，那么为何到了于丹就会招致如此声势浩大的批判呢？有专家就表示，像《论语》、《庄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经典性的著作，应该讲出多面性，因为这是个观念性的问题，很容易产生误导，而不像《三国志》那样的古典小说，出现易中天的一家之言也没什么。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解“毒”于丹》一书的主编之一徐晋如也认为，“易中天他们的讲述也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硬伤，但他讲的是故事不是思想，不是错误的知识，更尚未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哪怕讲得再差，也不会动摇中国文化的根本。而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就不是学术范围内的硬伤问题了，而是对中国传统中的美德的践踏。”
3 月份，徐晋如以lessnaxu的署名在网站发帖，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后面签名的发起人还包括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大学的六名博士、一名硕士生、一名学士。
文章对目前很多重新解读经典的作品表示了质疑，称他们“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了，称发帖的本意是要“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称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他们难以接受，而在《解“毒”于丹》一书中，更是将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比作是文化苏丹红。“我觉得是科学精神在支撑我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不缺科学精神，却缺乏对它的敬畏。”徐晋如一直强调，自己发起的不是对学术的争论，而是对常识的争论：“看到常识遭到侵犯我当然会很愤怒，‘毒药’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说法，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还硬讲的话，对读者就无异于毒害。
百家争鸣还是争“名”？
他们质疑于丹，自然会有许多人来质疑他们。对于批判于丹的人，有舆论认为是炒作，是“文人相轻，批驳于丹是嫉妒心在作祟”，有网友给“十博士”冠以“跳梁小丑”的称谓，对于徐晋如的《解“毒”于丹》，更有网友发帖表示书的名字就让人反感，只不过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迂腐和固执，有时间解毒何不开出自己的药方。
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真就认为，“真理就是越辩越明，现在是一家之言太多。徐晋如他们提出异议，可以大家一起讨论。”而徐晋如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针对于丹个人，而是针对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解读方式。我们不反对任何人解释《论语》，但我们反对任何人臆解《论语》。”徐晋如认为，他们从来不反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和媚俗，通俗和庸俗、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和理念，将受众引入正途，而庸俗和媚俗则是在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知识和思想，使受众误入歧途。于是，徐晋如在书中表明：“妄图通过对于丹的关注，来针砭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认为问题出在《百家讲坛》上，“《百家讲坛》是说书的地方，不是做学问的地方，《百家讲坛》讲的不是学术，他们其实就是口才好。解读就要解读到点子上，不要庸俗化，不要歪解。做学术是要有一些标准的，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都要分的清清楚楚。像易中天的厦门大学号召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那么大家都在比谁的口才好，都不去做学术性的工作，那大学就变成了一个说书的地方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陈明则认为，“易中天和于丹在各自领域的成功，表明二者的确有过人之处，这更表明经典有魅力，大众有需要。这种成功是文化和市场结合造就的。但经典在经过普及后就应转向提高阶段，徐晋如做的事情就类似于提高，他们之间很难说是非对错。于丹有于丹的土地，徐晋如有他的殿堂，二者属于不同区域和不同的市场，应该做出不同的成绩。”
火了于丹还是《论语》？
“《论语》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根本不适合。”徐晋如如是表示。对于各类批判的声音，于丹早前就做了回应，她表示她只是把经典的东西给稀释了，加上传播的策略，以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只是按照《百家讲坛》的要求，将传统经典讲得让15岁的中学生也喜欢听，我在这里做的是普及，而不能比功力。那些学者以大学讲堂的标准和眼光看传播平台上的讲解方式，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于于丹，陈明表示，“于丹还是有功劳的，至少大家知道论语了。应该肯定于丹现象存在的价值，她的用心是好的，但实现起来却是艰难的。”这个实现的艰难不光只是表现在批判声四起上，于丹的粉丝表示，于丹不是神，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熬了碗心灵鸡汤，喝不喝是有选择的，更有“于迷”认为，就算于丹有许多不足，但于丹让大众接触了传统文化，她的书卖得火爆，至少让更多人开始读《论语》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普及。可是对于这个普及，徐晋如表示正是可怕之处，“于丹的书是卖得火了，但《论语》或是《庄子》的原著卖火了吗？于丹所做的‘普及’，就是让更多的人认为《论语》就是她所说的那个样子。这太可怕了。于丹讲的那些内容，完全与《论语》本义无关，她讲的是作为庸人的于丹的人生观，而不是作为圣人的孔子的人生观。人们读《论语》本来是为了提升自己，结果按照她的读法，人的素质反而下降了。”也许正如一篇评论里所写的那样，“同样是一本讲演录，论学术地位，《于丹<论语>心得》远比不上《论语别裁》，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国学大师南怀瑾呢？”
普及还是传承？
“于丹‘心得’《论语》和《庄子》的举动，不但没有拉近国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内心失去了某种可贵的敬畏感。接受中国元典的洗礼，确实需要某种时间的隆重性和心态的谦卑，快餐文化只能用于果腹，而不能真正陶冶精神的成长。”这是《解“毒”于丹》封底的一段话，也是“十博士”对于丹最大的质疑。前不久，易中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也说经典传播的资格》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向大众传播经典既然需要认定资格，那么，第一，谁来认定？第二，怎么认定？第三，认定之前怎么办？易中天在文中说：“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成立一个‘经典传播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来确定传播经典的人选。不过这也仍然有问题。比方说，这个委员会由谁来组织？谁有资格组织这个委员会？入选专家的资格要不要认定？……我想杞人忧天地多问一句话：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解决起来旷日持久，是不是就永远不再传播经典了？”
对于此，徐晋如认为，经典是要让人消化，是要让人来理解的，而不是用来附庸风雅的，“《论语》绝对不是童蒙读物，是要学一辈子的。中国文化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普及，而是传承。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增加传统文化课程来学习传统文化，根本意旨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具有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的大人君子。”但他又表示，并不是不赞成把精英的《论语》大众化，“通俗是可能的，精英的东西也可以给大众。可以把知识讲得让人易于接受，但易于接受不等于真正掌握。要掌握一种知识，必须要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历史也有通俗的普及的读物，但他们只是把经典往浅了说，没有人把经典往错误的方向说。比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刘逸生的《唐诗小札》，这都是很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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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VS《解"毒"于丹》
于丹：“《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解“毒”于丹》：《论语》实则是教我们如何在不合理的现实状况下建构一种理想的政治文明生活，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反抗性。
于丹：“《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解“毒”于丹》：今天所见到的《论语》实则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不断修复和完善，并且朴素和简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于丹：将《论语》中的“士”解释为“知识分子”。
《解“毒”于丹》：先秦时代的“士”是当时的社会对特定阶层人士的称呼。当时的社会组织严格按宗法原则构成，依血缘区分亲疏贵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时的士，直接隶属于卿大夫，与他们有宗法隶属关系，叫做“大夫臣士”。
于丹：将《论语》中“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解释为“适宜”。
《解“毒”于丹》：实则如钱穆先生所解释：“智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恻怛广大，无私虑私忧”、“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前”。
于丹：将“冕衣裳者”解释为“当官的人”。
《解“毒”于丹》：实际上指的是那些穿戴丧服的人。
